收入不平等会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先扩大后缩小，通过税收去调节收入不平等本应有所作为，但这也是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
在经济领域，社会公平的实现包括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由于新中国建立之后三十年强调的是绝对公平，改革开放之后更强调发展，尽管建立起来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制度，但由于市场秩序的不完善，导致对社会公平的相对忽略。
收入再分配本是调节贫富差距最重要的制度，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秩序，在强势型政府的推动下，为了短期经济的发展，往往容易淡化再分配制度，而选择集中更多的资源寻求发展。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GDP吸引高污染企业投资，企业不仅没有因为污染环境补偿周围居民，反而享受了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这种再分配制度显然是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恶化公平;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动用养老金等投资于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养老金账户亏空。
英国、美国和日本等经济体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环境污染和低公平福利。由于土地、资本等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有天然的优势，在工业革命的初期，资本回报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贫富差距快速扩大。但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逐步完善，发达经济体也逐步从发展优先转向发展与公平同等重要。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呈现库兹涅茨所描述的“钟形曲线”特征——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即在工业革命进行的早期阶段，贫富差距是逐步扩大，但随着工业化的逐步深入，贫富差距将逐步缩小。
相对完善的再分配制度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最有效的途径。发达经济体在上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短暂回落之后，70、80年代之后又出现不断攀升。归其原因，就如平迪克所说，主要是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但这主要反映的是初次分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就会出现贫富分化。
通过比较20世纪70年代发达经济体的初次分配基尼系数和再次分配基尼系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再次分配基尼系数相对初次分配基尼系数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例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次分配基尼系数为0.436，再次分配基尼系数却为0.337，2010年初次分配基尼系数为0.486，再次分配基尼系数为0.378;德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中初次分配基尼系数为0.439，再次分配基尼系数为0.251，2010年初次分配基尼系数为0.504，再次分配基尼系数为0.295;OECD国家初次分配基尼系数均值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为0.414，再次分配基尼系数为0.296，2010年初次分配基尼系数均值为0.457，再次分配基尼系数均值为0.314。从中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调节贫富差距主要是依靠再次分配来实现，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与发展中国家也差不多，但再次分配的结果却差距显著。
通过税收制度调节收入不平等引起的贫富不均是相对容易的事，就像现在发达经济体一样，开征累进制的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不动产税，从当前主要征税在生产环节过渡到消费环节。国家以此补贴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者，自然贫富差距就会缩小。但这种在分配税收制度的实施，首先必须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免除所有人对养老、医疗、孩子教育等后顾之忧。假若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遗产税、房产税贸然开征，预计民众的反对将非常强烈。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通过税收去调节收入不平等本应有所作为，但这也是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
财富创造出来最终都是社会的，但出于对生活和未来的后顾之忧，老百姓努力去创造财富，还是会想着家庭和自身，假若国家信用能担保其老了国家能赡养、家里的小孩能受到好的教育、生病了能得到好的治疗、鳏寡孤独者都能得到赡养，国家通过再分配政策来完善这些，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