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民仆
苏州发现南宋平江官窑、宜兴太湖边首次发现典型的良渚文化“虎纹刻符”石钺、淮安考古发现一次洪灾历史……4月13日—14日，江苏省考古学会2022年年会在东台举行，发布31项重要考古发现。一处处遗址、一件件文物，见证着一座座城市的兴衰与变迁，无声地讲述着江苏悠久的灿烂文明。
重大突破：
一些遗址发现具有极高研究价值
“南宋‘平江官窑’找到了！”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刘芳芳说，“这是苏州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对苏州‘江南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南宋礼制文献《中兴礼书》所载，绍兴十三年，宋高宗赵构举行了一次郊祭，祭祀所用的一批陶器，由“平江府烧变”。然而“平江官窑”在哪里呢？多年来一直寻找未果。
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元和塘两侧的陆慕元和塘古窑址，2022年发掘1000平方米。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对相关器物进行初步整理时，惊奇地发现元和塘古窑址群的文物资料中有和宋代礼器相同、纹样相同的证据。出土的部分陶片上点缀夔龙纹、凤纹、云雷纹、圈点纹、波浪纹、山形纹、缠枝花卉纹、梅花乳丁纹等纹饰，具有明显的青铜器风格与宋代风格。另有若干件黑陶尊类器，上面疑似有漆层，是高档陶礼器，很可能是皇室祭祀所用。
根据文献证据，元和塘古窑址出土陶器符合《中兴礼书》关于“平江官窑”的论述，对照官方烧造礼器的图册——《宣和博古图》及《三礼图》，能找到对应的器物。比如《三礼图》里的礼器“丰”，就能和元和塘古窑遗址出土的陶器对上。南宋御街遗址也出土了与陆慕所出完全一致的陶灯。
经认定，元和塘古窑遗址是目前苏州已发现的古窑遗存中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面积最广、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窑业遗存，具有极高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
一座城池往往记录着城市千百年的沧桑变幻。淮安城历史上长期处于运河（邗沟、中渎水、山阳渎）入淮口（古末口），唐宋时期的楚州成为“南北襟喉，江淮要冲”，是沟通南北水陆交通的关键节点。明清时期，总督漕运部院坐落于淮安府旧城中心，淮安成为漕运枢纽和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明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瑄开清江浦运河，运道由淮安城东改走城西，西门以运河为池，成为进出淮安城的咽喉要道，即庆成门。然而，此门在上世纪被拆除了绝大部分，只存有底部2—3米的高度。2022年的发掘，初步判断庆成门和瓮城主体修建于明代， 通过探沟解剖，庆成门发现有唐宋至六朝的地层堆积和建筑遗迹。“此次发掘，廓清了庆成门的布局、结构和排水系统，展现了宋代到明清淮安城门、城墙的营造技术，见证了淮安城‘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衰’的发展演变，为后期的保护、展示与利用提供了详细的考古资料。”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刘光亮说。
云龙山汉代采石场遗址，对于研究徐州地区两汉时期诸侯王陵墓的塞石、封石等石料的开采、加工、运输具有重要意义；连云港海州饮马池墓地考古发掘，不仅为研究连云港海州地区西汉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丧葬习俗提供了有力资料，更为研究苏北鲁南地区汉代墩式封土墓类型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罕见文物：
为地域文明研究打开一扇窗
石钺是原始社会史前文明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代表之物，是王或部落酋长权力的象征。宜兴市周铁镇东北部的丁埂遗址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虎纹刻符”石钺，为太湖西部文明探源工程打开一扇窗。石钺两面图案相似，一面上层为虎纹，中间是卷云纹，下层为飞鸟纹；另一面上层为飞鸟纹，中间为虎纹，下层为卷云纹。
这一石钺形制是典型良渚文化石钺，鸟纹、卷云纹过往都有发现，但这种虎纹极为罕见。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介绍，这是太湖边首次发现代表权力的良渚文化“虎纹刻符”石钺。石钺上的虎纹是否代表本部落的标志（图腾），飞鸟纹是否代表石钺的主人可以升天沟通神界等等都是未解之谜。
盐城市亭湖区东闸新村考古发掘工地发现两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文物中，陶郢爯为盐城首次发现。
“郢”是先秦时期楚国都城的名称，“爯”是楚国的重量单位，郢爯是一种主要流通于楚国的货币，也是我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币。这两座汉墓所出土的郢爯是泥质灰陶质地，模仿金版郢爯的形制，作为冥币专用于丧葬中。盐城地区在战国时属于楚，陶郢爯的出土，证明了西汉早期的盐城依然延续楚文化的影响。此次出土的完整漆弩、漆瑟、六博棋等均为盐城首次发现。“这对研究盐城汉代丧葬习俗、社会经济、手工业生产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材料。”盐城市博物馆的苏楠说。
此外，南京市六合区姚庄墓地发现了罕见的越王剑等。
填补空白：
对文明溯源起重要推动作用
面对一次突如其来的洪灾，几乎所有百姓都撤离了，但家中的物件没来得及带走，淮安清代板闸镇遗址挖掘证实了这一历史事件。
板闸镇位于淮安城西北十二里，是一座因闸座而设钞关，因钞关而兴盛数百年的城镇。遗址位于淮安市生态文旅区内，地处淮安市中部，西侧毗邻里运河。
当挖掘层打开后，眼前的一切震惊了考古队员：多数房址墙壁倾斜塌陷，淤土（沙）层明显是洪水泛滥后所形成。各类遗物都依其功用堆叠在各类房址中，而且大多可以修复完整，“这些无一不说明其覆亡于洪灾之下。”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的张荣鑫说。
另外，经过鉴定，这里出土遗物的年代没有晚于乾隆朝的，结合一处碑文所刻关键纪年“乾隆三十八年”，考古队员推断该处遗址应废弃于乾隆三十九年的黄河洪灾之中。根据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淮阴及上游徐邳一带连日大雨，黄河水位迅速高涨，岌岌可危，河道总督急派河工至部分重点防御地段护堤。老坝口位于今淮安市区东北五里处，一向没有被重视，但是到了十九日卯时，河堤溃决，洪水漫溢，决口迅速扩大，到晚上已增至七十八丈，全黄入运，顷刻“遍地泽国”。
为什么部分遗物会被有意识地收拢于容器内呢？“由此推测洪水到来前应该已经通知、组织人员撤离，但因为时间紧迫部分物品没来得及带出。”张荣鑫说，“发掘过程中没有见到人骨，这与当时奉命勘察灾情的高晋、萨载等人所奏相吻合，‘民舍虽被水淹，民命幸无伤损’。”
2022年，不少遗址的挖掘填补了地域文明源流的空白。苏州市吴中区塘北地点发现一个从新石器到明清时期的大型遗址，其中马桥文化（最早发现于上海马桥遗址而命名）的遗存为苏州地区发现最为丰富的一次，对苏州文明的溯源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而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发现的战国末期至两汉时期墓葬469座，填补了南京地区两汉墓葬考古资料空白。
